cute bear 的部落格

這幾個人表面上經歷不同，但仍可見到裡面刻意雕琢的斧痕，經歷過十分複雜、困難的執政考驗，並達成了上級賦予的任務，取得了成績，並不是溫室裡的花朵。在此之前，胡錦濤已經在甘肅工作十四年，再加上在貴州工作三年、在西藏工作四年，都是中國最艱困的地區。溫家寶從事地質工作，長達二十五年，大部份時間在貧困的基層打滾；在出任總理以前，全國二千五百個縣中，他走過其中的一千八百個。
這些經驗，在他們的從政風格中留下很深的痕跡。
就如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指出，「長期在艱困地區工作的經驗，使得胡錦濤、溫家寶這些領導人，感情上和農民、工人、窮人比較接近。」每到春節假期，胡溫兩人不是和農民在村子裡包餃子，就是和礦工、愛滋病患一起過年，並盡可能表現樸實、謙虛、不驕不躁的執政形象。這和以前的幾位中共領導人截然不同。一位長期關注中共政情的大陸學者也注意到，胡錦濤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，報上幾乎沒出過他單獨會見跨國企業高層的消息。
一般基層人民比較在意領導人的風格和形象，但對有擢升、貶抑大權的上位者而言，他們在意的，除了政績，還有「政治表現」，特別是在複雜情勢下的政治判斷。一九八七年一月，深受中國大陸人民愛戴的胡耀邦，在黨內元老指責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聲中，辭去總書記職務。長期被胡耀邦栽培的胡錦濤也面臨取捨，但他很快就做了決定，服從黨的決定，表態支持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」。
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，西藏首府拉薩的喇嘛打著雪山獅子旗、高呼西藏獨立的口號，上街示威，與軍警爆發流血衝突，當時的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請示中央之後，在西藏宣布戒嚴。西藏媒體當時還有他戴鋼盔、穿軍服，在拉薩街頭指揮調度的照片。
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晚上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，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也去了，隨侍在側。趙紫陽下台後，溫家寶繼續被江澤民重用，仕途絲毫不受影響。這顯示溫家寶在關鍵的時刻，選擇了「服從大局、跟黨走」。政治上的是非對錯，不易有絕對的標準，但考核幹部有沒有「跟黨走」，可是實實在在地操作。胡溫過去每當站在政治的十字路口上，都選擇了「服從大局、跟黨走」，這些特徵，離不開他們紅旗下的成長經驗。
從小宣示「跟黨走」
「我決心遵照中國共產黨的教導，好好學習、好好工作、好好勞動、準備著；為共產主義事業，貢獻一切力量！」在中國大陸，讀書表現好的小孩，大多背誦過這段加入少年先鋒隊的誓辭，從此配戴象徵榮譽和「革命鮮血」的紅領巾，在小小的心靈蓋上政治印記。
這也是共產黨對未來主人翁的第一次篩選。少先隊的年齡上限是十四歲。更上一層便是年齡層從十四至二十八歲的共產主義青年團。十四至二十八歲，正是成長、學習、選擇人生方向的重要階段。
共青團的定位是「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」。共青團團中央的組織，儼然是小型的中共中央，設有辦公廳、組織部、宣傳部、統戰部，還有青年部、少年部、國際聯絡部等。全國共青團員總人數多達七千兩百多萬，青年能進到高中、大學，通常都會「入團」，進一步爭取將來入黨的機會。共產黨一直利用這個機會篩選全國菁英，確保黨內後繼有人。
「在大學裡能力和政治表現都不錯的團員，不用等到畢業，就會被挑選出來，擔任共青團幹部，接受黨的培育，」大陸一位資深媒體人士表示。在大學擔任共青團幹部，主要是辦活動，宣傳政策，為同學解決困難，管理學生社團活動等。共青團幹部的年齡上限是四十五歲，接著通常派往各級政府的黨委和企業的黨組織，從事組織、人事、宣傳、統戰、青年、婦女和一般行政工作，表現傑出者則更上層樓。
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和現任總書記胡錦濤，都擔任過共青團中央書記，在年輕一代中培養人脈。
胡錦濤在清華大學時就因為學習能力和政治表現「雙突出」，還未畢業就被選派擔任政治輔導員。
工程師治國
這一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，除了大江南北的地方經驗，以及黨的歷練外，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全體都是工程師出身。這樣的組合，在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。胡錦濤在甘肅的第一個工作，是在劉家峽房建隊幫忙蓋房子。溫家寶當時也在甘肅，是地質力學隊的技術員。吳邦國在清華大學畢業後，被分配到上海電子管廠當工人。賈慶林、黃菊、吳官正、李長春、羅幹進入社會的第一份差事也都是技術員；曾慶紅雖然在解放軍七四三部隊，工作也是技術員。他們後來都取得了工程師的專業職稱。
工程師辦事重理性、講實效，以及計劃與執行能力，充分表現在這一代中共領導人的身上。論硬體建設，三峽工程、青藏鐵路、神舟太空船、建設洋山港、磁浮列車，沒有一項能難倒他們。
論政策制訂，今年三月通過的「第十一個五年發展規劃綱要」，其制訂過程就如同工程師手底下的一項重大工程。「十一五規劃」制訂前，首次採取國內外委託、合作等方式，針對全國一百六十多項重大課題，分頭進行研究，提出五百多萬字的研究報告，從其中歸納出五十八項專項規劃，形成規劃框架。
欠缺法治與人文素養
接著由重量級的學者專家、組成三十七人專家委員會，對綱要進行論證，並向全國徵求意見，經過激烈辯論，反覆修改，才告定案。前後歷時將近三年，參與範圍之廣，參與人數之多，是同類計劃的第一次。
相對的，許多大陸學者和媒體這幾年也在檢討工程師治國的缺點。主要反映在法律制度和人文關懷仍有欠缺，在關係長治久安的制度問題上，創意和想像力受到局限。可能是出於同樣的警覺，中共最近兩年大力提倡學習型社會、學習型政黨的觀念。
從二○○二年底到今年三月，在政治局內先後舉辦三十次集體學習，由大陸頂尖學者為胡錦濤、吳邦國、溫家寶等黨內高層講課。講課範圍多集中在法律、歷史、人文、經濟、軍事等非工程領域。
講課方式為九十分鐘的講解、二十分鐘開放討論。為了內容簡明扼要，相關單位和人員備課短則一個月，長則半年。這類課程和學習的成效，如何反映在政策和制度的建樹上，仍有待驗證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經過大半個世紀的動盪與探索，中共對於如何在十幾億人口中選擇菁英，培養他們的治國能力，帶動社會逐漸擺脫貧窮落後，已找出一套比較有效的人才選培制度與方法，並大力推行。